本文副标题中的“其芳同志”原为“何其芳先生”，之所以改成现在这样，是因为“其芳同志”这一称呼饱含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老文学所人对老所长的深厚情感。当时全所的人都是这样称呼老所长的。一声“其芳同志”，道出了人们对老所长的尊敬，也道出了所长和大家平等、亲切、朋友般的亲密关系。我想，其芳同志生前早已听惯了这个称呼。倘若他在天有灵，一定更愿意我称呼他：“其芳同志！”
到今年的7月24日，老所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三年了！时间虽然久远，可是其芳同志的音容笑貌宛然就在眼前。
早在大学读书时，我就是个何其芳的崇拜者。他的那篇著名的《〈红楼梦〉序》，论述精辟，文采斐然。我曾认真研读了好几遍。而他的那本诗歌论著《诗歌欣赏》，对于我这样的诗歌爱好者来说，更作为必读的经典。所以当我刚来文学所时，想到能在何其芳手下工作，真是备感荣幸，兴奋高兴的心情难以言状。我第一次见到老所长，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。他胖胖的，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，穿一身深色的花呢中山装。他给我最初印象是平易近人，蔼然可亲。我记得他在发言中，时时左顾右盼，征询老专家和各研究室负责同志的意见。会上充满了民主气氛。
我到文学所还不到一个月，就随大部分人员一起，被派往安徽寿县农村搞“四清”运动。带领我们下去的自然是所长其芳同志。搞“四清”运动期间，我和其芳同志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。现在看来，那时所谓的搞“四清”运动，就是要整农村的基层干部。作为延安来的老干部，其芳同志对当地农村的基层干部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。他多次告诫我们：要注重调查研究，千万不能搞逼供信。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撑着雨伞，艰难地跋涉在乡间泥泞的田埂上的情景。他又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。那时工作组有规定：工作组组员必须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，贫下中农如端上好菜，不能吃，否则就是违反纪律。我们那时的伙食就是天天白薯稀饭就咸菜。其芳同志知道后，就很关切地说：“这样下去怎么行？缺乏营养，同志们的身体要搞垮的！”于是他作出规定：每星期休整一天，到城里招待所打一次牙祭。
1966年6月，“文革”爆发。文学所的老人们都记得其芳同志被揪出的那一天的情景。6月的一天上午，其芳同志正主持全所大会，会议的内容记不得了，反正与“文革”有关，大家静静地坐在下面听着。突然有两个人冲进会议室，一把抢过话筒，手指其芳同志厉声喝道：“何其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！他不配在这里主持会议！”说着举起右拳，高呼：“打倒何其芳！”
其芳同志就这样被揪了出来，开始了“文革”中漫长的苦难的历程。
其芳同志在“文革”中受尽了磨难。他被戴上纸糊的“冠冕”，被迫高举一面上写“走资派”的纸旗游街示众。一次，在吉祥戏院开他的批斗会。让他站在舞台前边，低头坐“喷气式飞机”。他身体胖，要他不断地把双臂往后往上弯。我在下面看着，真为他揪心，看他都快要俯冲到台下了！只听他一个劲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的重心，重心……”他想说他重心不稳，却引来更加狂暴的叱责声。
下干校后，其芳同志被派往猪场养猪。他何尝养过猪！大家担心他养不好。但是其芳同志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那么认真、负责、一丝不苟，都要把事情做好。过去当所长，做领导工作是如此，被罚做清洁工时是如此，现在养猪也是如此。其芳同志全身心投入养猪工作。当时有人对他戏言：“猪喜亦喜，猪忧亦忧”。虽是一句调侃话，但也可见他对养猪工作的专注程度。在他的精心喂养下，猪场的猪个个肥壮滚圆。有一次，一头发情的母猪越过猪圈跑了。时当半夜，其芳同志从梦中惊醒，赶紧起来，拄着拐杖，一脚高一脚低，奔波了大半夜，才把猪赶回。一时，“何其芳追猪”成为人们常常提起的美谈。
1972年，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。当时听说江青曾明确指示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写的文章不能发表，写的书不能出版。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属中国科学院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。听到这样的传闻，我一度心灰意冷。既然不让发表、出版我们的著作，还不如调离北京回上海。我还为此去母校复旦大学打听过要不要人。当我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老所长时，他对我说的一番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他说：“刘士杰同志，你们1964年分配来所，到今年1972年，都没干什么事。作为所的负责人，我感到很过意不去，很内疚。你说你要回去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暂时不要回去。你如回去，总要有些文章，总要有点成绩才好啊，不然，你来的时候是这样，回去的时候还是这样。有点成果，回去是不是更好一些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我心想：老所长，这能怪你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不是也没干什么事吗？可是你总想着年轻同志，想到自己的责任。我心中十分感动。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今后无论你写什么文章，你随时来，我随时帮你看！”
一直在旁静静地听着我们说话的一位老大姐，见其芳同志走开了，就充满感情地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！就看你们有没有福气了！如果你们有福气，就让老头儿多活几年！”
自从和老所长谈话后，我也就安下心来，没有走。我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学习，把时间都用在写大字报上了。为了找回失去的时间，我便开始有计划地读书、写作。也是为了找回失去的时间，其芳同志拚命地工作：写回忆录、翻译著作。后来，我找过他两次，到他裱褙胡同的家里向他请教。他真的放下手里正在翻译的歌德的著作，认真看我的文章，并提出中肯的意见，使我获益匪浅。
看来，我们真是没有福气。没过多少年，那是1977年的7月中旬，其芳同志突患贲门癌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，住进了首都医院。大家心情非常沉重，不断前去看望他，并轮流日夜守护在他的病床前。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，可是他心情却十分乐观开朗，在病痛的折磨下，他还风趣地和别人开玩笑，说他“肚子里发生了政变”，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。
其芳同志即使在住院期间，也没有停止工作。他靠在病床上，专注地用红铅笔在一叠厚厚的清样上修改。这清样就是他的绝笔之作：《毛泽东之歌》，这是一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长篇回忆录。当初在延安时，其芳同志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。
其芳同志的病情越来越沉重，已经无法坐起，连抬手也觉困难，但他还是固执地要夫人牟?鸣递给他红铅笔。夫人含泪把红铅笔递给他。他的右手竟怎么也握不住铅笔，急得他用手敲床。我在旁边看着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即便如此，其芳同志仍没有半点绝望。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同志说：“请你转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，请他们一定等我修改后再付印。”这位同志好不容易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向他连连点头，表示答应。
当时，也在首都医院住院治疗的贺敬之同志特地前来探望其芳同志。但是其芳同志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。夫人牟?鸣在他的耳旁轻轻地说：“其芳！其芳！你的学生敬之来看你了！”在延安鲁艺，其芳同志是教员，贺敬之听过他的课，他们有师生之谊。其芳同志昏暗的眼睛突然一亮，嘴唇翕动着，但说不出话来。他的右手动了一下，贺敬之赶紧用双手握住，眼圈红了……
其芳同志走了！可以让人欣慰的是，他是看到“四人帮”覆灭后才走的。同时令人惋惜的是，他未能看到改革开放后，祖国日新月异的伟大变化。
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，因为他是祖国和人民的真诚的歌者，一个用他的全生命去歌唱的歌者，一个像杜鹃那样，在歌唱春天时，不惜唱得嘴边流血的歌者。
当我们迎来祖国每一个美丽的早晨时，我们仿佛听到他那亲切深情的歌声：
早晨好，我的年轻的祖国！
早晨好，所有以生命的烈火，
以一双劳动的手和一颗红心，
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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